與以往備受輿論及政府追捧不同，溫州資本在最近兩年時間內遭遇更多的是媒體不斷的追討和決策層的叫停聲。但資本總有著自己存在和運轉的客觀邏輯，在經過原始積累的艱辛和擴張延伸的陣痛過程之后，溫州資本還會執著而理性地尋找新的流通渠道。因此，當首都北京的國有企業第一次向溫州資本拋出繡球的最新消息被媒體快速釋放出來后，許多人相信“中國猶太人”可能會創造又一段歷史。
“炒”遍全國
“這是一個全民投資的地方�！痹趤碜匀珖鞯氐目疾靾F面前，溫州的大小官員總是這樣驕傲地介紹著自己腳下的那塊土地。資料顯示，在溫州755萬人口中，有160多萬人在全國各地經商，有40多萬人在海外創業。在中國版圖之中很難找到如此同樣的商業人口結構。
著名經濟學家、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在分析溫州經濟時作過這樣的描述：溫州模式可以概括為：“民辦，民營，民有，民享”。的確，在溫州民營企業創造了溫州70%GDP的同時，近3000億的金融資本也流向了百姓的口袋。而就在這個龐大而抽象的數字背后，躁動著的是溫州資本的不安與激情。
從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走過來或者說如今囊中飽滿的溫州人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自己眼前的一個事實：溫州是中國土地最稀缺的城市之一，人均耕地不足0.3畝，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3，并且目前溫州可供工業用地不足需求量的20%。問題的關鍵在于，無論是服裝還是制鞋，不管是電器還是打火機，溫州資本進入的都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地帶，企業規模越大，對土地的需求就越大，而且這類產業的土地邊際產出率也會隨之降低，從而資本擴張的邊際成本也會隨之增加。不僅如此，由于低水平的價格競爭和產業升級的困惑，傳統制造業如今進入微利時代。溫州資本在尋求第二次創業中遭遇到了資源稟賦的強烈約束，觸碰到了傳統行業利潤的天花板。
然而，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浸淫多年的溫州人并沒有失去對資本力量的信任，如同經濟學所闡釋的貨幣退出流通領域就會變成儲藏貨幣并不能自動升值的原理為大眾所熟知那樣，溫州人也十分諳熟資本只有在運動中才能實現增值的經濟學邏輯。循著往日十分熟悉的粗放型、資源豐富且又不需太多技術含量的淘金路線，溫州資本首先快速降落和聚集到了家門前的房產購置與買賣上。2000年，在全國房市價格在十分平穩的通道中運行時，溫州的房產價格卻一路上竄，以致溫州的"王府井"——五馬街這個小小商業街上的每平米房價當時被炒到15萬元的破天荒記錄。食利和逐利的資本永遠不會停止自己的腳步。在當地房市利潤空間日見萎縮之后，溫州資本的血脈開始向杭州、上海以及全國的省會、中心城市和二級城市密集地延伸。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在過去的短短四年時間內，有近10萬溫州人手持1000億元的炒樓資金在全國各地房地產市場上縱橫捭闔。而且許多從事皮革、不銹鋼、鞋、服裝等產品生產的中小企業老板也都加入到了龐大的炒房軍團之中，他們可以一次調動的資本就達1000萬元以上，動輒可向七八套或十來套房子下注真金白銀。
市場如布，總有資本滲透的縫隙。就在“溫州炒房團”備受輿論質疑并且在不少地方政府對其亮出了黃牌之后，溫州資本開始向另一個地帶蠕動爬行，直至做繭破殼成蝶。這一事實可以描述的背景是，2003~2004彌漫全國的“電荒”盡管讓不少城市居民陷入到了不安之中，但攜著巨額資本的溫州商人卻放松神經地開進了四川、重慶等水電資源富饒的地帶，刮起了陣陣“紅色熱浪”。根據不完全統計，浙江全省投入小水電站建設的民間資本超過100億元，其中大部分投資在外地，而在這些項目中，溫州資本占了很大部分。精明的溫州人為自己算了一筆帳：在外投資2000萬元修建一個水電站，每單筆資本可獲得高達23%的年投資回報。
“電荒”的背后是“煤荒”。中國電力80%以上來源于燃煤發電的事實同樣沒有逃脫溫州資本靈敏的嗅覺。于是，人們看到，在中國的煤炭重地——山西省，一張張原來并不多見的江浙面孔開始穿梭在山洼溝渠之間，布局起他們“炒煤”這篇大文章。據山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山西由溫州籍投資者經營的中小煤礦有300多座，累計投入資金約30億元，年總產量約2000萬噸，占山西煤炭年產量的4.5%、全國的1%。然而，不知是溫州資本的命蹇，還是生不逢時，近兩年全國各地頻發的礦難事故逼迫著中央高層向煤礦開采業刺出利劍。在國家嚴令關閉的9噸以下的小煤礦中，溫州煤商的煤礦大多都在此列。據《工人日報》的最新報道，目前撤離山西的溫州煤商已經高達70%左右，剩下的也在陸續離開。
溫州經濟有“草根經濟”之稱，而支持這一經濟狀態的“草根金融”自然在溫州顯得異常地活躍。當然這不僅僅是指民間資本鏈接速度之快，更深層次上是說溫州資本對于進入金融銀行業始終難以保持著濃濃的情愫。在溫州商業銀行第一次增資募股且“民間股”的總份額已經從過去的22.96%上升至67.78%的前提下，目前溫商行將進行的第二期增資擴股更是引來了民間資本蜜蜂般的追捧，雖然民營資本只有5.1%的現金分紅，但在即將募集的29500萬股中，“民間股”仍將占據大半壁江山。但溫州資本顯然并不滿足參股的目標，目前，由溫州泰力實業、奧康集團等4家民企牽頭籌建的民營“建華銀行”的報告已經送到了主管機構，同時由溫州樂清長城集團、華通集團等7家企業共同出資組成“中馳財團”以及由神力、奧康集團等9家民營企業聯手成立的“中瑞財團”事實上以準銀行的身份活躍在溫州大地上。
從“炒房”到“炒煤”，從涉足水電到染指金融，從制造業到服務業，溫州資本展現出了十分清晰的運行軌跡。的確，在全國可以排山倒海的民間資本陣營中，溫州資本始終表現出了先知先覺的過人之處，也正是如此，注定了其一定以拓荒者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經濟舞臺上。正如溫州人自己所談到的那樣，溫州資本進入的是土地、礦產、水電等許多有待開放的領域，因此就會屢屢觸碰政策的底線，并屢屢受到政策的規制和來自多方面力量的攔截。
是非之爭
英雄不問來處。財氣四溢的溫州人對于他們的過去總有一種欲言又止的復雜感情。曾幾何時，當溫州商人將一雙雙“假皮鞋”“假皮包”玩命地拋向市場時，“每個毛細孔都滴著骯臟東西”的溫州資本猙獰面目也大白于天下。在社會的凌厲詰問與拷打之中，溫州人開始痛苦地反思與糾錯，并以自己誠信的品質、優質的產品換回了良好的輿論口碑。如同中國市場之大可以包容八方產品一樣，爾后溫州資本也受到了全國各地爭先恐后般地接納。資料表明，目前，溫州人在全國各地投資達1800多億元，創辦的工業企業有18000多家，創造的GDP高達800多億。溫州資本在盡情收獲的同時也以自己的強大身軀和真實力量拉動著異地經濟的一路快走。
然而，當浩浩蕩蕩的“炒房團”開進全國大中城市并引起當地房價異動，當摩肩擦踵的“炒煤團”襲入山西并引來媒體的詰問，當一個又一個的“炒車團”遭遇地方政府的拒絕之后……，溫州資本被再一次****裸地撂到了公眾審視和拷問的臺前。溫州資本在房地產市場興風作浪、溫州資本以犧牲資源為代價換取“黑金”等各種質疑和批判聲不絕于耳。
溫州人至今對輿論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炒”字耿耿于懷，甚至諱莫如深。在他們看來，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用自己手中的錢投資資源和要素市場是一種十分合理的正當行為。因此，說溫州資本故意炒作市場是對其的一種誤解。的確，溫商在中國是最為市場化的一個群體，資本的基本規律是向最能產生效益的地方流轉，從這一點上說，溫州資本的投資行為無可厚非。然而，經濟人對于自身利益的過分關注與追求極有可能導致“外部不經濟”和“非帕累拖現象”早已經成為經濟學詬病的核心話題，并在實踐中為各國政府所不允。不錯，資本的天然本性就是逐利，但正是由于這種特征才決定了它不可能以道德的溫良取悅于社會。溫州人可以盡情地尋找和發揮資本的增值渠道，但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個體的非理性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從這一角度審視，如果任由以投機為目的的“熱錢”在市場上東奔西突，其勢必造成的經濟惡果可能要社會為之埋單。
理論上的推演需要客觀事實的支撐，溫州資本也必須正視公眾的聲音和接受社會的評判。以“炒房”為例，從溫州市政府率先出臺征收高達20%的消費稅政策以限制購買第二套住房到這一政策如今為廣州、上海等地方政府所復制，及至宏觀層面通過“國八條”、提高房貸利率等舉措控制房市投機和炒作，溫州人不能不對手中的資本進行重新掂量。
對于溫州的一般投資者而言，認識到個體與社會、經濟目標與社會目標的統一也許需要假以時日，然而，當“溫州‘炒煤團’都是哭著離開山西”的最新報道跳入江浙的學者與決策者面前時，他們在情感上所受到的煎熬恐怕也并不輕松。
否定媒體給溫州人標上的“炒煤團”符號，從浙江省的最高層到溫州的經濟學者保持了驚人的一致。溫州本地十分有名的經濟學教授馬津龍認為，民間資本進入煤炭等國有壟斷行業，本身就是一個進步，其意義不在資本獲利與否，而是告訴人們，這些領域的民資進入門檻并非高不可攀。由浙江省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與浙江省相關能源部門、溫州市政府協作辦專門組成的赴山西調查組所形成的名為《關于溫州人投資山西煤炭產業情況的調查報告》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從培育比較健全的煤炭供應結構角度看，溫州人的投資行為證明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在解決中國能源供應問題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業管理高層研究、探討”，因此溫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合適的。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也在公開場合表示，資本跨區域流動形成的所謂“炒風”，其實是“一種能夠實現雙贏的舉動”。習近平稱，廣大浙商在“跳出浙江、發展浙江”中，不僅為國家統籌區域發展以及所在地經濟作出了貢獻，而且延伸了浙江的產業鏈，推動了浙江產業的梯度轉移，“促進了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其為溫州資本打氣和正名的導向昭然若揭。
實際上，導致諸多力量在“炒煤”問題上認識差別的結果在于各自的最終指向不同。媒體所關注的是煤炭市場價格上升的結果，溫州經濟學者強調的是民間資本的制度變革性作用，地方政府著重描述的是經濟效益，而國家宏觀層面則十分注重煤炭資源開發的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憑心而論，如同將商品房價格的上漲歸咎于“溫州炒房團”一樣，視近兩年煤炭價格的上漲為溫州資本“炒作”的結果則有失公正。畢竟當前的煤炭市場與房產市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市場結構。在商品房市場，供給相對于需求而言明顯過剩(全國商品房空置率達8%、局部地區達20%就是明證)，在這種情況下，房產價格的上漲肯定帶有人為的炒作因素。但是，我國的煤炭資源需求卻存在著供給嚴重不足的剛性約束，這種市場生態必然導致其價格的上揚。當然，我們還須指出，煤炭行業從來都不是資本的獨立游戲，因此對于“外部性”十分強烈的煤炭資源開發，顯然不能只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作出評估，而應該從經濟、社會、環境生態等方面進行綜合性考量。
全面地分析，成長中的溫州資本也許并沒有人們所想象的那么完美，因此投入到她身上的各種評判就再正常不過了。而正是在社會力量對其作出褒和貶、抑與揚的認知中，溫州資本也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應有位置。
資本騰飛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坐標圖上，溫州資本無疑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作為經濟民營化力量的標桿抑或旗幟，在經過了一次又一次輿論力量的歷煉之后，溫州資本也許會變得更加成熟起來，而社會也會在對其作出客觀的評價中釋放出最大限度的包容。
作為2006年外界拋向溫州資本的第一個“蘋果”，北京產權交易所在日前攜帶著180多個北京市國企招股項目到溫州熱情推介讓當地的民間資本砰然心動，同時客觀上也給剛剛遭遇炒房不利、炒煤受困的溫州資本打開了一扇亮窗。在許多溫州投資者看來，通過產權運作進入實業可能是溫州資本的“最后晚餐”。而且目前浙江的國企改制早已完成，因此只有在異地才能找到資本降落的平臺。
溫州資本參與國有企業的改制應該說并不算什么新鮮事。早在前幾年，就有不少的溫州民營企業家借上海國企改組改造之機提前進入到了國有企業。按照上海溫州商會的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近400家會員企業里，有近50%的企業已經參與兼并或收購了破產的上海國有企業，還有一部分已經承包或租賃了效益差的國企，另有一部分企業正準備兼并收購或承包國企。其中，溫州人民電器集團有限公司曾創造了一次性在上海兼并了34家國有企業并實現當年產值上升10億元的歷史記錄。
與上海相比，北京國企在溫州人心中有著特殊的份量。過去數年中，外地省市到溫州進行招商推介，平均每年有高達2000多個項目，但從來沒有一個是北京的。而這次北京第一次向溫州人拋來“繡球”，當然具有無與倫比的刺激性。另外，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從情感上講，能夠進入北京投資，對于許多溫州企業家來說是一種少有的成就感。當然從純經濟的角度而言，投入北京國企無疑為溫州資本提供了十分理想而又寬闊的發力通道�；诖�，包括中馳財團和溫州最大的汽配企業冠盛汽配公司在內的100多家企業正在摩拳擦掌，并準備近期進京考察。
在筆者看來，溫州資本熱心北上參與國有企業改制，并不只是資本跨區域轉移的簡單意義，在某種程度是溫州資本趨向成熟——放棄了從前的盲目沖動，更多接受政府以及社會力量引導的標志。如果能夠在實業領域踏實運作，溫州資本可能實現第二次騰飛。
從理論上說，資本跨界流動是資本追逐價值補償和物質補償的結果，對于流入地而言，可能會產生資本的“洼地效應”(資本流入越多，越能改善經濟環境并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入)，但對于流出地而言，如果資本大規模的外遷，就會形成資本“空洞化”現象，最終削弱經濟成長的原始力量。因此，如果借助以上關于大量溫州企業將北上北京的背景烘托，溫州資本已經存在的“外逃”跡象就被進一步放大。相關調查資料顯示，溫州目前的外遷企業僅"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整體外遷的企業就有250家左右。涉及的行業有低壓電器、針織、服裝、燈具等，擴張地主要有上海、廣東、北京、山東等省市和西部地區。外遷的溫州企業中，其中不乏知名企業，如溫州低壓電器行業的三巨頭——正泰、德力西、天正，溫州休閑服業的代表美特斯·邦威公司、泵閥業的龍頭凱泉集團、人本集團等。業內人士測算，眼下溫州至少有上千億元民間資金流向外地。
資本如泄洪般的外移一方面導致了人們對“溫州模式”的重新思考，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對溫州企業本土生存環境的審視。盡管溫州的決策層并不承認當地資本的流出是“外逃”而是“外擴”，但有一點值得思考，在過去20年，溫州經常能看到外地政府部門組團來招商，但溫州吸引的外資只有6億美元，而且到目前為止，溫州還沒有一家真正意義的外資企業。當然，我們完全相信發端于本土的溫州企業暫且可以支撐起溫州經濟的大盤，但人們不禁要問，如果在資本大量流失且一旦出現外部經濟成份補充不足的情況，溫州還能持續輝煌嗎？